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艱苦奮斗守使命:抗日戰爭時期黨的財稅政策

作者:馬金華 畢學進 來源:中國財經報 發布時間:2021-06-22

  

  在黨的科學領導下,抗日根據地秉承“以民為本”的根本原則,廢除國民黨當局苛捐雜稅,實施“負擔合理使民不傷”的新稅制,積極培育新型稅源,發行各類公債,對于廣泛團結各民族、各階級的抗日力量具有重要意義。

  抗戰時期,中國共產黨堅守“為中國人民謀幸福,為中華民族謀復興”的初心與使命,率領人民群眾浴血奮戰,以血肉之軀筑起了捍衛祖國的鋼鐵長城,用無所畏懼的英雄氣概譜寫出民族精神的嶄新篇章。在財稅建設上,中國共產黨堅持“使民有所負擔而使民不傷”的原則,廢除了剝削性質的舊稅制,開創了“取之于民、用之于民”的新稅制,贏得了全國各族人民的廣泛信賴和真誠擁護,為抗日戰爭的最后勝利凝聚了強大的精神力量。

  日本侵華與黨面臨的財稅形勢

  1931年9月18日,日本駐中國東北地區的關東軍突襲沈陽,制造震驚中外的“九一八”事變,妄圖滅亡中國。隨后,制造華北事變,又于1937年7月7日發動盧溝橋事變,全面挑起侵華戰爭。

  面對日本咄咄逼人的侵略態勢,國民黨當局不思民族危亡,反而鼓吹“攘外必先安內”,對日本的侵略行為置若罔聞,同時抓緊對革命區同胞的圍剿,以致東北淪陷,華北危急。在民族危亡的關鍵時刻,中國共產黨挺身而出,發表“八一宣言”,號召建立民族統一戰線,聯合抗日,全國各族人民反響強烈,對蔣介石的逆行倒施愈發不滿。張學良、楊虎城等愛國將領于1936年12月12日發動西安事變,兵諫蔣介石停止內戰,一致抗日。中國共產黨從民族大義出發,毅然不棄前嫌,奔赴西安反復周旋,力促事變和平解決,使蔣介石放棄“安內攘外”,建成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。隨后,黨廣泛建立了抗日根據地,開辟了廣闊的敵后戰場,成為全民族抗戰的中流砥柱。

  然而,黨面臨的抗日形勢十分嚴峻。一方面,日本所到之處,實行瘋狂的經濟封鎖以及慘無人道的“三光”政策,還在各抗戰根據地遍設檢查站與封鎖線,妄圖切斷黨的經濟來源。由于日軍的殘酷破壞與瘋狂掠奪,各根據地生產遭受重創,部分抗日軍民不得不以野菜樹葉充饑。另一方面,國民黨當局消極抗日,尤其是在抗戰中后期,逆施倒行制定“防共、限共、溶共、反共”方針,對敵后根據地進行經濟封鎖,黨的財政日漸困難。

  為此,中國共產黨在極端困難的環境下,利用稅收政策凝集抗日力量,積極恢復生產,發行各類公債,為抗戰勝利保障了軍費供給的同時,也團結了各方愛國力量,全國同胞在黨的領導下同仇敵愾,共赴國難,凝聚成反抗侵略的滾滾洪流,成為抗戰勝利的決定性力量。

  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的財稅政策

  在極度艱難的環境下,中國共產黨主要秉承“量入為出”與“量出為入”相結合的原則,為抗戰供給經費。在財政收入方面遵循“使民所負擔而使民不傷”,包括申明公民的納稅義務,發行公債,同時又廢除國民黨當局的苛捐雜稅,實行合理負擔的民主稅收。在財政支出上兼顧革命性與生產性,財政資金主要用于供給軍費,并發展根據地生產。

  首先,廢除苛捐雜稅。

  由于國民黨當局的強取豪奪,致使民窮財盡,民間有打油詩道:“自古未聞糞有稅,如今只剩屁無捐”,生動反映了國民黨當局敲骨吸髓式的經濟剝奪。中國共產黨將廢除苛捐雜稅作為重要奮斗目標,在1937年8月中共中央發布的《抗日救國十大綱領》中,就將“改良人民生活”作為基本政治主張。各大根據地先后響應,如晉察冀邊區通過《財政經濟問題決議案》廢除一切苛雜的間接稅,晉綏分局規定政府不能任意增加人民負擔等。

  在中國共產黨的帶領下,華中、華北地區先后取消了了油醬牙稅、棗行牙稅、麻餅牙稅、柴草牙稅、蘆葦席牙稅等20余種雜稅,山東革命根據地取消了包括地攤稅、警察稅、草坪捐、門牌捐、扁擔捐、燒鍋捐在內的40余種苛捐雜稅?辆桦s稅廢除后,人民負擔顯著降低,生活有所改善,這極大程度上提升人民對黨的信賴,團結了抗戰統一戰線。

  其次,實施合理負擔稅收政策。

  在中國共產黨《抗日救國十大綱領》中,旗幟鮮明地提出要“實行為戰時服務的財政經濟政策”,申明了抗戰納稅是每個公民的義務。但在實施過程中,又區別對待,按“有力出力、有錢出錢”的原則,讓稅賦始終保持在合理負擔的范圍之內。

  普遍納稅并非要增加人民負擔,而是“使民有負而不傷”。1940年,晉察冀邊區頒布《合理負擔攤款辦法實施條令》中即規定,按資產與收入累進納稅,同時規定未經同意,不得隨意苛征。這降低了人民的負擔,鞏固了抗日戰線,如平順縣在總結合理負擔的時候即言,面對敵偽夾擊軍需緊迫,平順的負擔曾經相當重,但是合理負擔后,從財力上保證了抗戰的需要,同時調動了根據地各階層人民的抗日積極性,還鞏固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,促進了生產的發展。

  再次,優化稅源。

  在抗戰初期,各根據地由于工商業落后,抗戰經費主要取自農業稅,稅種單一,難以持續滿足抗戰需要。為此,各根據地開始扶持工商業的發展,開辟新的稅源,形成了多稅種寬稅基的稅收體系,主要有:

  出入口稅。國民黨當局在反共的政策下,對根據地進行經濟封鎖,為保護根據地生產與人民日常必需,各根據地先后建立了出入口稅。對人民必需的棉花、布匹采取低稅或免稅措施,而對于煙、酒等非必需品則采取重稅,調節了根據地的產品供需。

  鹽稅。這是各根據地最為重要的稅種之一。在1942年以前,陜甘寧根據地的鹽稅收入大約在工商稅中占比為40%—60%,1941年山東根據地鹽稅收入大約占比50%左右,魯南地區甚至占比超過80%,成為主要的稅種。

  營業稅。面對敵人的殘酷封鎖,根據黨制定的“發展經濟、保障供給”總體方針,各根據地工商業先后得以發展,營業稅隨之行征。1944年3月,晉察冀邊區行政委員會作出《關于工商業征稅的決定》,按八個稅階,按營業額的5%—35%計征。

  屠宰稅。該稅為各大根據地的經常性稅收之一,如屠宰稅占淮南津浦路抗日根據地稅收比例約為20%。山東也將該稅作為一種稅種,稅率為每頭(只)牛、豬、羊按價征收3%。1943年改為每頭豬按肉三斤收稅、每頭羊按肉一斤半收稅。

  煙酒稅。由于煙酒并非生活必需品,因此對其征收重稅。如,華中根據地鄂豫邊區該稅一度高達50%,對于入境銷售的煙酒稅收更高。對產制煙酒商還需征收煙酒牌照稅,以限制不必要的消費。

  除此之外,部分根據地還開征了牲畜交易稅、船稅、印花稅、礦稅等,建立了相對完善的稅源體系。

  最后,發行各類公債。

  1940年后,中國共產黨的抗日根據地面臨著更為嚴峻的經濟形勢。一方面,日本持續性的掃蕩給根據地的經濟帶來巨大災難,同時,國民黨當局又對根據地實行嚴厲的經濟封鎖,財政內生動力嚴重受挫,加之國民黨當局停發軍餉,抗日經費日益支絀。如此情形下,不得不大量發行公債以應財困。

  1941年2月,陜甘寧邊區發行了500萬元的建設救國公債,按周年7厘5毫計息,期限10年。1941年4月,豫鄂邊區政府發行救國公債50萬元,同年10月又發行建設公債100萬元,后又發行5萬元的賑災公債。1941年12月,晉冀魯豫邊區政府發行700萬元的生產建設公債,以做經濟建設之用,打破國民黨當局的經濟封鎖。公債面額有貳元、伍元、拾元、叁拾元等,按周年5厘計息,期限10年。與此同時,華中抗日根據地阜寧縣民主政府于1941年4月發行了100萬元的建設公債,淮南抗日根據地在同年秋季又發行20萬元戰時公債。1942年,瓊崖抗日根據地還在黨內發行了1萬元的文獻偉公債(“獻偉”諧音“縣委”)1943年以后,又鞏固農幣公債、生產建設等,調節物價,發展生產。

  據初步統計,抗戰時期各大小根據地累計發行公債共計21筆,利息多在周年4—6厘,公債性質多數為生產建設型與軍費供給型。償還期限多數較長。公債承募自愿認購,不行政攤派。各項公債發行,不僅有效供給了抗戰經費需要,同時還通過公債的承銷,深入宣傳了黨的抗戰主張,進一步凝聚了人心人力。

  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的財稅政策的歷史意義

  在黨的科學領導下,抗日根據地秉承“以民為本”的根本原則,廢除國民黨當局苛捐雜稅,實施“負擔合理使民不傷”的新稅制,積極培育新型稅源,發行各類公債,對于廣泛團結各民族、各階級的抗日力量具有重要意義。

  一是持續保障了抗戰經費供給?谷諔馉帟r期,黨面臨的最主要困境即革命經費的籌措問題,因此,一切為了保障供給成為黨財稅工作的主要目標。為此,一方面,黨通過培育工商業的發展,涵養了可持續的稅源。另一方面,又通過發行公債的方式募集資金,補充了經費不足的問題。如,1943年蘇皖邊區除日常的軍政開支外,尚有近5萬石糧食與3000余萬元的節余。正是如此,黨才得以在極度艱苦的環境下帶領全國各族人民奮起抵抗,肩負起了全民族團結抗戰中發揮中流砥柱的重任。

  二是改善了根據地人民生活。即使在艱苦卓絕的環境下,改善人民的生活條件依然成為黨的主要綱領之一。在抗戰之初,黨廢除國民黨當局各項苛捐雜稅,使人民負擔大幅度減輕。面對日軍的經濟封鎖與燒殺搶奪,各根據地一方面采取休養生息的方法,恢復敵后戰場的農業生產;另一方面,充分發揮稅賦的調節作用,如針對人民必須的生活品采取關稅限制調節供給,滿足了人民的基本物質需求。同時,大力發展工商業,提升自我供給能力,恢復和發展了根據地的經濟生產,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。

  三是凝聚了黨心民心。在極端困難的背景下,黨遵循“取之于民、用之于民”的基本原則,在稅收創制上,實行有區別、有照顧的稅收政策,按“有錢出錢,有力出力”“收入多的多收,收入少的少收”進行征收,完全區別了國民黨當局的巧取豪奪。即使軍費龐大,黨毅然發行了多支民生公債。如,1946年春夏之際,蘇皖邊區爆發洪災,蘇皖邊區面向商人、地主和富農發行9000萬元的政府救災公債券,投到災民賑濟中。這深刻詮釋了立黨為民的使命,進一步凝聚了黨心民心。

  在整個抗日戰爭的艱難過程中,黨始終把中華民族的利益與“為中國人民謀幸福,為中華民族謀復興”的初心與使命放在第一位,贏得了各族人民的廣泛贊譽與真誠擁護,使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不斷得到鞏固和擴大,成為最終抗戰勝利的決定性力量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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